沈阳的春天一向轻寒料峭，暖意迟迟，清明时节偶有细雨纷纷，时夹一阵薄雪。在这样的时日里，我和朋友再次来到惠工广场的肇新窑业办公楼前，不是为了赏景，只是为了纪念，纪念九十多年前曾在这座楼里办公的杜重远先生。

站在楼前，我想起今年是杜重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也是他所创办的工业制瓷模范工厂“肇新窑业”九十五周年。就在前些天，于沈铁路三十九号终于发现并确认了陶瓷学者寻找多年的肇新窑业遗存。厂房依旧，窑址还在，树已古貌。这是怎样的巧合与偶然？而这样的历史节点，必然会让我们想起杜重远，又见肇新。

二十年前，杜重远诞辰一百周年时，习仲勋在《人民日报》刊发长文《缅怀革命烈士杜重远》。文中说：“永远不能忘记这位在我党处于艰苦环境下，同我们并肩战斗的战友，无私无畏地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的革命烈士。”是啊，永远不能忘记。杜重远先生不仅是革命先烈，同时他作为著名实业家，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现代陶瓷工厂，创造了中国陶瓷史上辉煌的一页。

杜重远生于奉天省怀德县（今吉林省公主岭市杨大城子镇）一个普通的农民家中，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奉天省立两级师范附属中学。在全国人民愤怒声讨“二十一条”的热潮中，杜重远深感民族存亡匹夫有责，苦苦思索什么才是救国之路。

一天，他偶然在一本窑业杂志中看到一篇载有日本人在大连开办大华窑业会社、欲占领中国陶瓷市场的文章，内心颇不平静。瓷器是中国发明的，远在宋代，日本就派人来学习制瓷工艺。如今，曾被世界称为“瓷器之国”的中国，陶瓷产品竟在市场上一蹶不振，而日本国内生产的瓷器则以“价廉物美”冲击着中国市场。杜重远深感“唯有振兴实业，才能拯救中国”，于是下决心复兴祖国的陶瓷业。

杜重远满怀“实业救国”的愿望，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入仙台高等学校窑业科，专攻陶瓷专业。学成归国后，为了实现在沈阳建厂的目标，他投亲访友，多方募集资金，在奉天城北小二台子购地一百亩，创办“肇新窑业公司”。以“肇新”命名所创办的窑业公司，不难看出杜重远的深刻用意。“肇新”，意即“始新”，谓新的开始。以“肇新”为窑业之名，即想以此开创中国民族工业新局面，达成以实业救国之目的。

杜重远的创业梦想，得到张学良等人的支持，先是机制砖瓦，继而机器制瓷。肇新窑业日益成功，在陶瓷生产领域沉重打击了日本的经济侵略野心，给当时的民族工业发展打下一个良好基础，起到充分的示范作用。其率先使瓷器生产实现工业化制作和管理，无疑是一场陶瓷产业革命，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因为肇新的成功，杜重远也成为中外知名的企业家和陶瓷专家。1929年，张学良又聘其为“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协助处理对日交涉问题。同时他还以商会领袖的身份发动和组织民间力量，开展对日斗争，取得很大成绩。

九一八事变后，肇新窑业被日军占领，杜重远因此前坚持抗日，驱逐日货，成为日军追捕的要犯。于是他怀着满腔怒火离开沈阳到天津，再到北平，参加了旨在支持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后来到了上海，杜重远通过夏衍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又接受江西省省长熊式辉的邀请，任江西陶业管理局局长，重整式微的景德镇陶瓷产业并一度形成中兴局面。

1936年秋，他赴西安做张学良的工作，坚定其联共抗日决心，帮助促成西安事变。对于杜重远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习仲勋曾有这样的评价：“世人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爱国行动都给予高度评价。在这里应当记住，杜重远是促使张学良与东北军转变的最初推动者。正是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张学良反复做了大量的工作，才会有以后发生的事情。杜重远功不可没。”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扣，正在江西景德镇的杜重远则被国民党软禁，直到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杜重远的软禁才被解除。

对于杜重远和中国共产党及民族解放事业的关系，习仲勋说：“杜重远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一身正气，刚直不阿，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追求真理，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认识共产党，并毅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令人欣喜的是，在纪念杜重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我们找到并确认了当年肇新窑业在沈阳的工厂旧址和相关窑址。

那天，一大群沈阳的文保志愿者和我一起走进了经过九十五年历史风云的肇新窑业工厂，航拍图和当年肇新窑业生产的青花瓷盘上的工厂全景图几无二致。厂房用的全是窄而厚、质地坚实、与民国时期东北大学教学楼同样的肇新窑业机制红砖。当年炼釉所用耐火砖垒成的熔炼竖炉还在，炉边高大的铁烟囱虽已锈迹斑斑，但仍能感受到当年窑火熊熊的热烈；而炉边数个炼釉的坩埚，则通身沾满了厚厚的色釉，斑驳而沧桑。

肇新窑业工厂遗存使沈阳的陶瓷史鲜活起来，相信时间不会太久，肇新窑业遗址就会变成独具个性的陶瓷文化主题公园和创意工坊，那将是我们对杜重远先生最好的纪念。就这样想着，我离开肇新窑业办公楼，回首间，发现楼旁的碧桃花开得正好，路边的残雪也掩不住那一抹粉红的旖旎。

春天来了，又见肇新。